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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律师论法系列

【张伟律师论法】“零风险”理财,诺言失守谁买单


[案情]


2012年3月,在与相识多年的好友陈某聊天中,袁某得知陈某认识了“全国排名前十的期货投资专家”,由专家掌盘,炒期货只赚不赔。心动的袁某提出,自己愿意出钱,全权委托给陈某进行期货投资。后考虑到陈某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无固定收入来源,其夫刘某则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为保险起见,袁某要求用刘某的名义在期货交易公司开户,自己将钱汇入该账户,由陈某进行理财。  陈某一口答应袁某的要求,并当即对袁某许下三个口头承诺:

一、保证本金安全;

二、保本的前提下,期货所得收益由袁某跟陈某进行六四分成;

三、每月分红。

2012年4月,陈某让丈夫刘某开好户后,便接受了袁某等人共600余万元的资金,其中袁某出资122万元。******个月下来,盈利不多,陈某拿出了15.8万元进行了分红;第二个月,情况好转,盈利97.6万元。袁某拿着分红,心情着实激动:“陈某果然认识专家。”陈某也洋洋自得,在袁某等人面前继续吹嘘:“我可是请了两个操盘手操作的,他们都是这个行业内的专家,都有内幕消息,肯定能赚钱。”但是,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甚至第七个月过去了,陈某再也没有进行分红。着急的袁某拼命打陈某的手机,却一直无人接听。袁某再给其他委托人打电话,却得知“我们都上当了,陈某根本不认识专家,钱被她自己给挥霍了。”眼看不仅没钱赚,自己都要成“负婆”了,再也坐不住的袁某赶紧叫上其他委托人,一起前往陈某家中“讨说法”。袁某等人将陈某围堵住并直接拉往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下,陈某承认,由于投资失误,如今账户上仅剩80万元了。 袁某等人群情激愤,他们要求陈某返还本金:“没赚到我们忍了,但本金一定要退还给我们。当时可是说好了的,是保本操作,本金要分毫不少!”


【张伟律师论法】


保底条款不保底


理财失败导致受托人不能返还委托人本金是纠纷发生的直接诱因。如果委托资金能够保本返还,委托人总体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虽然没有产生盈利,但毕竟没有出现亏损,但是,一旦本金不能返还,委托人往往不能接受,就会认为自己上当受骗。


保底条款这种旱涝保收的约定在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一般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一方面,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保底条款违反了市场基本规律。保底条款具有极强的信用投机色彩,在高风险的金融市场下,只盈不亏的零风险投资不可能存在,也不允许存在,这与投资行为的本质相矛盾,也有悖市场经济基本规律,更容易助长投机行为和非法交易行为的产生,加大市场泡沫并引发金融风险。此外,保底条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在民法中,平等的合作关系应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不能是将投资风险全部转移给受托人,而委托人投资的资产只盈不亏,这种民事权利义务的配置极不对等,虽然形式上是意思自治的体现,但实质上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从具体法律规定看,我国现行的民商事法律法规对保底条款效力持否定态度。其中,证券法******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29条第2款规定:“期货经纪公司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或者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不得接受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纪组织以个人的名义委托进行期货交易,不得将受托业务进行转委托或者接受转委托业务。”此外,《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从事投资咨询业务的机构和人员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证券、期货投资收益,以及与投资人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虽然上述规定针对的是证券、期货公司,范围有所限制,但不难看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投资保底条款的效力是持否定态度的。


表面上看,保底条款可以对委托人形成投资激励,同时也可以对受托人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在风云变幻的证券期货市场中,各种风险隐患无处不在,受托人的保底承诺往往难以兑现。一旦出现亏损,投资者不但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保底收益,而且有可能连本金的同期银行利息也无法拿回。


【张伟律师论法】自助游参与者未履行临危救助义务应担责


[案情]


王某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户外活动邀请帖,召集网友到某地进行户外自助探险活动,张某邀请了她的朋友赵某一同前往。在结对徒步穿越河谷时,排在队尾的赵某落水,其他队员为自身安全考虑到达河谷对面才予以营救,但为时已晚。当天下午,搜救队在距事发地点五公里外的河床上找到了赵某的尸体。赵某的父母向法院起诉,要求赵某的朋友张某及其他11名参与活动者赔偿损失以及精神抚慰金40万元。


【张伟律师论法】

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当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在自助游活动中,活动参与者对于自助游的风险应有一定的认知,应各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各参与者基于共同的风险认知和信赖结成利益共同体,因相互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和信赖关系,在风险发生时,负有相互之间必要的、合理的救助义务。


其次,明确自助游参加者的互相救助义务对于救助处于临危状态中参与者具有积极意义,也能减少风险。自助游虽为松散型、自助型的旅游活动,但是由于自助游中客观存在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各参与者之间基于对风险的认识而产生结伴互助的依赖和信任,具有临时互助团体的共同利益。在意外发生的情形下,各参与者处于共同利益体中,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应当充分认识到危险发生时合理、必要的救助义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以避免损失扩大。另外,对组织者而言,应明示和提醒参与者知晓这一义务的存在,在危险发生时,基于其在自助游中的特殊身份,具有组织参与者脱离危险、积极互救以及求救等救助义务。


综上所述,本案中,虽然赵某的损害并不是其他自助探险活动参与者引起的,但是基于各参与者之间特殊利益关系和信赖关系,具有相互救助义务,未履行则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判决,张某及其他11名参与者未履行临危救助义务,对赵某的死亡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张伟律师论法】航空托运期间宠物死亡的赔偿范围  


【案情】


2012年8月5日22时,赵某乘坐某航空公司航班由西宁飞往北京,随机托运一只家养金毛犬,赵某为此交纳了836元逾重行李费。次日0时36分,航班抵达北京后,航空公司未将犬只交付给赵某。同年8月7日中午,某航空公司通知赵某找到金毛犬,但当时已经死亡。后赵某委托某宠物医院对金毛犬进行体表尸检,结论为:“未见明显外伤迹象,疑似因惊吓恐惧等强刺激因素造成原发或继发充血性心衰。高度怀疑充血性心衰为死亡原因。”经赵某申请,法院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调取涉案监控录像,其中8月6日0时45分至0时55分在行李后厅的两段录像显示:运送行李的托车驶入行李后厅传送带附近,装卸人员将装有金毛犬的航空箱从托车侧边推下车,航空箱落地时倒向一边,随后装卸人员将航空箱搬到手推车上,在推行过程中,因航空箱底部破损金毛犬逃脱。另查,某地服公司受某航空公司委托负责将金毛犬卸机并运输至航站楼行李厅。


赵某认为,某航空公司在活体动物运输过程中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因其管理不善导致航空箱遭重力摔打破损,金毛犬钻出航空箱后失踪、死亡,给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故赵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航空公司赔付犬只死亡的直接费用10万元,误工费、交通费、食宿费、通讯费等1万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等。


【张伟律师论法】

本案属于航空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应根据侵权责任法对某航空公司的不当装卸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裁量。本案中,赵某从金毛犬幼时起开始饲养,故金毛犬的死亡给赵某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包括其初始购买价格及必要的饲养成本。由于目前尚无对饲养犬只的价值进行评估及确认的机构,法院应经过市场调查测算,根据同类犬只的市场价格,结合涉案金毛犬的品种、年龄、饲养期限,酌定金毛犬死亡时的损失金额。


关于饲养人就宠物死亡所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可在特定条件下考虑,但需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以法律规定的范围为限,不宜作随意性扩大。一般情况下,宠物并不能作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它仅是饲养人感情中较为重视的有生命的财物,而无论这种感情有多深厚,都不能类比与亲人之间的感情。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宠物上升为具有精神属性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从而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因此,对宠物是否在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内应当进行分析。作为宠物要上升为有精神属性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应当从人对宠物所寄予的感情和依托宠物所形成的人格利益来分析确认。同时,构成精神损害赔偿,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侵权人系故意或重大过失,并因这种故意、重大过失造成损害后果;二是有证据证明饲养人的精神痛苦十分严重。另外,在对宠物受损时饲养人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额上,必须考虑人之侵权受损时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界定,不宜出现过高的赔偿金额。


本案中,某航空公司委托的空港地服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卸车过程中,未采用适合的装卸工具和装卸方式搬运货箱,其行为显然存在重大过失,且金毛犬逃逸后死亡与搬运中的不当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金毛犬系赵某夫妇从幼时起开始喂养,朝夕相伴已逾三年,从本案的证据看,金毛犬已成为赵某夫妇的“伴侣型”宠物,超越了一般动物与主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其被赵某视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具有特定性和不可替代性,金毛犬因托运装卸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致死,给赵某夫妇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综合上述情况,为抚慰当事人的精神创伤,以及对不当装卸行为的惩戒,引港支持赵某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张伟律师论法】车辆贬值费的性质与赔偿


交通事故发生后应否赔偿因事故受损车辆的贬值问题,即车辆贬值费应否支持,在实务中争议很大。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该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通工具的合理费用。”该条列举的损失类型并不包括车辆因受损的贬值。据此有观点认为,该条规定否定了对车辆贬值费的支持。尽管对法律条文有文义、体系、立法本意等多种解释方式,但就第十五条而言,从逻辑上看并不能得出对法律条文列举之外的损失类型不予支持的结论。法律条文明确列举的损失类型应当赔偿,但未列举的类型也未必不予赔偿。


关于车辆贬值费应否支持问题,首先需要厘清车辆贬值费中贬值的是什么?一般认为,车辆贬值费是对车辆交换价值损失的赔偿。受损过的车辆在交易价格上一般要低于无损的车辆,对中间的差价就是车辆所有权人的损失。这是很多支持车辆贬值费的意见的理由之一。


从法理上分析,这里的交易价格降低在法律性质上实际是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一般而言,对纯粹经济损失也应当赔偿。但侵权责任法要弥补的损害要求是现实的或者确实存在的损害。交易价格依附于交易而存在,车辆所有权人今后是否交易车辆却是不确定的。如果车辆所有人不交易车辆,或者交易的时点与贬值评估的时点有较大差异,那么评估出的交易价格的贬值就未必存在或者未必是实际损失,在诉讼时确定贬值损失赔偿也是没有法律意义的。正因如此,有相当多的意见反对对车辆贬值损失进行赔偿。


但如果因车辆是否交易或者何时交易不确定而反对车辆贬值费,那么对在诉讼时车辆已经进行了转让的受害人,是否也不应该给予赔偿呢?显然在诉讼时已经确定了纯粹经济损失数额的贬值应当进行赔偿。因此诉讼时无法确定因贬值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不应该作为否定车辆贬值费的原因。但在具体的案件中,可以因车辆贬值的纯粹经济损失无法确定而不支持贬值费。此时之所以不支持,不是对贬值费本身的否定,而是对无法确定车辆贬值的具体数额时诉讼请求的不支持。


一旦因交易车辆而确定了车辆贬值的纯粹经济损失,应当允许受害人另行起诉主张赔偿。同时因损失数额在此时方才确定,因此不应存在诉讼时效届满的问题。


综上,《解释》并未否定对车辆贬值费的支持。从贬值费的法律性质看,应当赔偿车辆所有权人因贬值造成的纯粹经济损失,但在该损失是否实际发生及具体数额确定前,因证明问题不应支持。一旦因交易的实际进行该损失得以确定,应允许受害人另行起诉主张赔偿。根据辽宁省高院的内部审判规则来看,如果在交通事故前车辆已经准备交易,因为遇到交通事故无法实现交易的场合,可以申请贬值损失,除此之外,不支持贬值损失。


【张伟律师论法】透支信用卡未按期还款法院判决酌定滞纳金数额


【案情】


2012年2月9日,被告林某在原告某银行一分理处申请办理了信用卡,双方约定持卡人若未能于到期还款日(含)前足额偿还******还款额时,除应支付利息外,还应按月支付滞纳金等。


3月6日,该信用卡透支取现49990元,透支消费9万元,之后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仅归还本金1.6万元,原告银行方称,截至2013年5月1日,被告尚欠其本金123990元、利息32630.73元、滞纳金76311.4元、账户服务费200元等共计233132.13元。而林某则称,其欠银行本金属实,但银行主张高于同期贷款利率四倍部分的利息不应支持,且滞纳金属行政处罚,银行方的主张无法律依据。

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依法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被告应按约定偿还借款,账户服务费200元也符合约定,林某对此无异议,法院予以支持。而双方约定的滞纳金应属违约金范畴,银行方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该损失已通过被告支付利息得以补偿,因此该案中约定的滞纳金应为惩罚性违约金,其金额应符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法院***终酌定应支付八期滞纳金,即支付滞纳金至2012年12月,之后部分的滞纳金诉请则不予支持,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张伟律师论法】

滞纳金这一概念是属行政法规的范畴,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此外我国的水资源费征收办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因此,滞纳金首先是具有法定性,其是由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款项,个人和其他团体都无权私自设立。其次是具有强制性,滞纳金的征收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三是其具有惩罚性,其是对超过规定的期限缴款而采取的惩罚性的措施,并且是行政强制执行之一执行罚的一种。从其上述特点可看出,滞纳金只能发生在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


滞纳金当前在民事领域中却也频频出现,主要是因水、电、燃气、通信等公用事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行政管理的属性,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上述公用事业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不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其主体、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公用事业单位已从行政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合同的一方主体。但在当前,只有少数单位顺应改革的潮流,制定或修改了相关的规定,在其职能范围内废除了“滞纳金”制度,明确了“滞纳金”的说法。而大多数公用事业单位目前虽保留了“滞纳金”制度,但该“滞纳金”应是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相关约定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受民事法律调整,按照合同中的约定来履行。


目前,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有两种,一是补偿性违约金,是对合同一方当事人因他方违约可能遭受的财产损失的一种预先估计,给付了违约金,即免除了违约一方赔偿对方所遭受的财产损失的责任,并且违约金的数额应与损失额大体一致,若违约金的数额过高或过低时,允许当事方申请调整。二是惩罚性违约金,其作用全在惩罚,如果对方因违约而遭受财产损失,则违约一方除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另行赔偿对方的损失。该案中的滞纳金性质实际上就是惩罚性违约金。


【张伟律师论法】以泄露薪资信息为由开除员工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案情】


   朱某系苏州工业园区某机电技术公司员工,该公司《员工手册》中规定薪酬属于公司秘密,任何员工不得泄露自己薪酬或私下询问、议论其他员工的薪酬,如果违反规定,公司可视情节轻重及影响范围对其进行警告、处罚、扣除奖金或开除处理。朱某知晓《员工手册》内容。 某天,该机电技术公司总经理听其他员工反映朱某曾向其他员工泄露自己薪酬,多次询问他人工资情况。2013年2月,机电技术公司向朱某发出开除通知,认为朱某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多次透露个人收入状况等相关保密信息,对公司及员工团队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及后果。故对朱某作出开除的处罚。朱某以某机电技术公司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为由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机电技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2782元,经仲裁裁决不予支持。朱某诉至法院。经法院多次调解,该机电技术公司向朱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5万元。


【张伟律师论法】

   规章制度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工管理权的重要方式之一。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赋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力,并明确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利用制定、修改、决定规章制度的权力会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出台一些有倾向性的严格规定。所以,法律对于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有着严格要求。


本案机电技术公司在《员工手册》中规定泄露薪资系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并规定视情节轻重可采取从轻到重直至开除的处罚,该制度本身虽经过合法程序制定,也向员工进行过告知,但是关于泄露薪资认定标准规定较为主观,泄露事实较难掌握,情节轻重难以衡量,不具操作性,容易成为用人单位任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借口;且限制劳动者谈论薪资违反了订立劳动合同的公平原则,侵害了公民************,对员工过于严苛,应当认定无效。该机电技术公司在听其他员工反映朱某存在泄露薪资的情况下采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张伟律师论法】小区消防设施漏水谁应承担水费


【案情】


   江苏省宿迁市康宁小区于2005年交付业主使用,阳光物业公司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2013年10月,小区消防水表显示用水5.6万吨,产生约18万元水费,原因是消防栓漏水。自来水公司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水费,被物业公司拒绝,其理由是:小区消防设施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应由所有人承担漏水损失,且自己与自来水公司无供用水合同,自来水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水费。这笔水费,自来水公司应向谁索要?


【张伟律师论法】


消防设施分为公共消防设施和自备消防设施,小区内部消防设施属于小区自备消防设施,从自备消防设施取水救火需要缴纳水费。小区自备消防设施漏水产生的水费,自来水公司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要求小区业主或物业公司承担。

1.自来水公司可依据“物权”法律关系要求小区业主承担。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的消防设施就属于公用设施,归业主共有。该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业主承担义务的表现包括分担共用部分产生的费用。该法第八十条还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由此可见,业主作为小区消防设施的所有人,自来水公司可以要求其承担小区消防栓漏水产生的费用。

2.自来水公司可以依据“侵权”法律关系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在委托管理模式下,小区业主将其对小区的管理权委托给物业公司行使,此时共有设施设备管理主体为物业公司。消防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物业公司未尽管理义务导致消防用水流失,侵犯了自来水公司的财产权,自来水公司有权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其因此遭受的损失。

3.业主承担义务后,可依据物业合同向物业公司追偿。《******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业主承担水费后,可以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物业公司追偿。


【张伟律师论法】未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 机场违反安保义务


【案情】


2013年11月29日21时30分,张某乘坐的飞机降落某民用机场。21时40分,张某在等候取行李时突然昏倒,机场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派出3名保安人员守护张某。21时59分,救护车赶到诊断张某系突发性脑溢血。22时18分,张某被送至医院,23时20分,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某之妻李某认为突发脑溢血患者前5分钟的抢救非常关键,机场救治张某不够及时,故诉至法院要求机场承担责任。


【张伟律师论法】


张某在机场内突发疾病昏倒,危及张某生命安全,仍属突发事件。机场拨打急救电话、安排保安人员到达现场守护张某并等候医疗机构前来救治,只尽到了部分安保义务。机场未及时派出其急救部门的医务人员进行现场应急救治,导致张某错过******抢救时间,未完全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保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在突发事件中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是民用机场的法定职责

根据民用航空法第六十二条、《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六条、《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以下简称《救援管理规则》)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及国家标准《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护设施配备》等相关规定,民用机场应当具备处理特殊情况的应急计划以及相应的设施和人员。机场管理机构应当配备机场医疗急救设备、医疗器材、药品和医疗救护人员,并确保机场医疗急救设备、医疗器材及药品在机场运行期间始终处于适用状态和使用有效期内。在应急救援时,机场医疗救护部门具有现场应急医疗救治、进行现场医学处置和伤员后送等职责。因此,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中,机场医疗救护部门应当及时赶赴现场,积极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之后再根据救治需要将伤员后送至医疗机构,而不应仅拨打“120”急救电话之后等候机场之外的医疗机构前来救治。


2.个别乘客在机场内突发疾病昏倒属于机场突发事件,机场仍应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和《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援规则》(以下简称《救援规则》)第二条的规定,单个乘客在机场内突发疾病昏倒,不属“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亦不属“航空器或机场固有设施发生、可能发生严重损坏及导致有关人员伤亡的情况”等突发事件。但根据《救援管理规则》第三条的规定,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不仅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和《救援规则》第二条规定的情形,而且包括“其他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的情况”。个别乘客在机场内突发疾病昏倒,可能危及乘客的生命安全,属于“其他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的情况”。《救援管理规则》和《救援规则》均是中国民用航空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但前者的施行时间(2011年9月9日)晚于后者(2000年4月3日),故应根据前者确定某一情形是否属于民用机场突发事件。而依据前者的规定,个别乘客在机场内突发疾病昏倒,仍属民用机场突发事件,机场仍应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


3.民用机场对乘客负有现场应急医疗救治安保义务的法理依据

首先,在经营场所之内,无论危险源是否来自于经营场所本身,经营者都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危险控制能力,都***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发生或使之减轻。机场配有医疗救护人员、急救设备、器材和药品,具备通过现场应急医疗救治控制机场内因突发疾病引发危险或使之减轻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当机场之内的乘客因突发疾病而可能危及乘客生命安全时,基于危险控制的需要,机场应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


其次,机场与航空运输企业之间存在协作和收益分配关系,乘客购买机票所支付的费用亦包括机场建设费等由机场受益的费用。相比较而言,一般经营者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服务,且不具备现场应急医疗救助条件和能力,故其安保义务不包含现场应急医疗救治。机场提供的是一种专业性较强、服务收费较高的服务,且其具备现场应急医疗救助的条件和能力,基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要求,机场的安保义务应包含现场应急医疗救治。


***后,根据医学规律,成功救治危重病人往往需要在发病后一定时限内及时采取急救措施,一旦错过******抢救时机,救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直接导致病人死亡。为确保航空安全,机场场址往往距离市区尤其是市区内的医疗机构较远,如果机场不对突发疾病乘客尤其是危重病人进行现场应急医疗救治,仅在拨打“120”急救电话之后等待距离机场较远的医疗机构前来救援,不特定多数乘客的生命安全将会受到直接威胁。故从此情理上讲,机场亦应负有现场应急医疗救治的安保义务。


【张伟律师论法】“借条”换“欠条”应认定为“借新还旧”


【案情】


原告赵某与臧某有砂石业务往来。至2011年12月24日,臧某尚欠赵某15.5万元材料款未付,遂立欠条一份。后经多次催要未果,臧某于2012年4月15日又立借条一份换取欠条,并由李某签字担保。2012年12月25日,臧某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逮捕。赵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李某以不知道是“借条”换“欠条”为由请求免责。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凡债务人先后两次向同一债权人立据负债,******次没有保证人或有保证人,第二次增加保证人或增加新保证人的,立据目的或用途又是用于偿还或变相偿还(确认)******次立据债务的,那么在新增保证人对保证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债权人即需举证证明该保证人对债务人的******次立据事实或第二次立据用途是明知或应知的,否则即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因诉争借条实质系先前材料欠款转据而来,原告除口头诉称被告知道借条形成过程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款“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商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张伟律师论法】

“借新还旧”又称“以贷还贷”,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清降不良贷款,保全诉讼时效,盘活信贷资产的一种债权固定变通措施,即对于到期不能归还的贷款,银行通常会与贷户再次签订贷款合同,以新贷出的款项清偿部分或者全部旧的贷款。业务操作形式虽不尽一致,但因实质并未增加新的贷款规模,故旧贷的消灭与新贷的发生均只是表征而已,债务依然存在,金融机构并未因借款人的重新立据而圆满实现债权。易言之,“借新还旧”的本质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主要变化在于借贷双方就还款期限达成了新的展期合意。由于该合意往往弱化了即期贷款风险,掩盖了借款人的实际履约能力,因此考虑到典型保证合同的单务、无偿性,为维护交易安全,避免作为次级债务人的保证人之合理信赖遭受不公侵害,预期、或然债务变成即期、既然债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款采用衡平主义,遵循诚实信用和不加重保证人负担原则,对债权人的这种风险转嫁行为予以否定,课以债权人披露主合同“借新还旧”事实的法定义务及相应证明后果,否则保证人依法免责。


【张伟律师论法】卖方转让车辆前退掉交强险 买方遭遇事故后诉保险公司被判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案情】


2011年2月,白某将自己的小汽车转卖给丛某。在将汽车转卖前一天,白某到保险公司办理了该车的交强险退保手续。同年4月,丛某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孙某受伤,丛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丛某在支付赔偿款后,凭购车时白某交付的保单复印件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43743元。保险公司辩称,事故所涉交强险的保单已被车主退保,故交通事故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提交的批改申请书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退一步讲,即使投保人确实办理了退保,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除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之外,投保人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据此,一审法院确认退保不能成立,判决被告按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丛某保险理赔款43743元。


【张伟律师论法】

“交强险具有强制性和公益性,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相关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受害人索赔无果的局面。”我国交强险条例规定,非经以下三种原因不得解除保险合同:1.被保险车辆被依法注销登记的;2.被保险车辆办理停驶的;3.被保险车辆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符合上述条件的在解除交强险时,保险公司应当收回保险单和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本案中,保险公司违法退保的行为增加了受害人获得充分赔偿的风险,故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张伟律师提醒,购买二手机动车时,一定要审核车辆的交强险是否已经缴纳;保险公司也应严格执行交强险退保的审核义务,符合法定退保条件的要履行收回交强险保单、标志和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的法定义务,否则将会承担因违法退保产生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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